《刑事司法法》對刑事證據(jù)法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廢除了普通法中關于刑事審判中性格證據(jù)可接受性的規(guī)則。 [1] 應該注意到，廢除的條款可能會導致問題。在這方面，可以提出兩點意見。首先，廢除的是關于不良品行證據(jù)可接受性的規(guī)則，而不是關于不可接受性的規(guī)則，后者可能被恰當?shù)卣J為是法律委員會審查的主要目標。人們可以認為這種區(qū)別有點無關緊要，但這個問題是重要的，特別是考慮到普通法對什么是規(guī)則和什么是例外的區(qū)別 。其次，由于廢除只影響 "普通法的可接受性規(guī)則"，似乎允許酌情排除不良品行證據(jù)的普通法規(guī)則仍然有效，除非它的證明力大于偏見。2003年《刑事訴訟法》第101(3)條對排除證據(jù)的自由裁量權的限制似乎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的保留，因為它將其范圍限制在被告人的申請上。在允許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普通法規(guī)則不被廢除的情況下，新的法定方案也沒有影響到實踐規(guī)則，例如根據(jù)舊法使用失效定罪的方法。這方面可能會使適用法律復雜化。
 

　　然而，除了這些意見之外，2003年《刑事訴訟法》中有關品格證據(jù)的條款已經(jīng)有足夠的范圍來處理審判期間的品格證據(jù)。在下面的章節(jié)中，我將簡明扼要地分析該法中關于品行的規(guī)定的核心內容。
 

　　與非被告人有關的性格條款

　　第100條是一條全新的規(guī)則，旨在防止任何一方提出非被告人的不良品行，除非該證據(jù)在案件中具有重要性。該規(guī)則不僅僅適用于作為證人出庭的人，還適用于被告以外的任何人。此外，新規(guī)則同樣適用于控方和辯方，因此可以說為那些有前科的潛在辯方證人提供了一些保護，他們在過去可能因為擔心自己以前的定罪會被提出來而不愿意提供證據(jù)。這些規(guī)則并不妨礙任何一方指控另一方參與犯罪本身--"品行不良 "的新定義明確排除了有爭議的犯罪，以及與調查和起訴有關的事項。因此，被告可以將犯罪行為歸咎于其他人，并可以提出有關調查中的不當行為的問題而不屬于這些新規(guī)則的范圍。然而，這種攻擊當然有可能允許根據(jù)2003年《刑事訴訟法》第101(1)(g)條承認被告人自己的不良品行。
 

　　在其他情況下，如果辯方或控方希望提出非被告人的不良品行，他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之一。

　　(i)所有各方都同意其可接受性。

　　(ii)該證據(jù)是重要的解釋性證據(jù)；或

　　(iii)對于在整個案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爭議事項，具有實質性的證明價值。
 

　　除第一類外，其他都需要得到法院的許可。最后一條規(guī)定（"實質性證明價值"）可能是最關鍵的。第100(3)條規(guī)定了評估'證明價值'的測試，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但明確包括有爭議事件的性質、據(jù)說發(fā)生的時間、任何相似性的性質和程度，以及與之相關的確定性程度。然而，關鍵的問題是，法院是否會傾向于認為某人的不當行為證據(jù)在評估其作為證人的可信度或其可能參與犯罪的情況下會有特別的相關性，因此往往會有足夠的證明力而被接受。
 

　　與被告有關的品格條款

　　立法的一個總體目標是，如果認為以前的不當行為與被告目前被指控的罪行有關，那么就可以更容易地向法庭提出證據(jù)。這一領域的法律以前是由關于 "類似事實 "證據(jù)的法律管轄的，并由一系列可追溯到一個多世紀前的案例所規(guī)范，最近最重要的例子是DPP訴P。[3] 然而，根據(jù)內政大臣的說法，這些普通法規(guī)則是 "混亂和難以應用的"，而且限制性太強，經(jīng)常阻止陪審員聽取可能與他們的決策高度相關的有力證據(jù)。因此，2003年《刑事訴訟法》中的新條款旨在糾正這一弊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第98至108條規(guī)定的不良品行條款包括被告、辯方和控方證人的證據(jù)，甚至包括未被傳喚作證的第三方的證據(jù)。它還涵蓋了不良品行的證據(jù)，無論它是為了直接確定罪行、破壞信用還是為了提供犯罪的背景而提出的。出于任何目的引證被告的不良品行，都將受到第101條的約束。在這一條款中，取代類似事實制度的最重要條款包含在第101(1)(d)條中，該條款規(guī)定，如果與 "被告和控方之間存在爭議的重要事項 "有關，則可以援引不當行為的證據(jù)。第103(1)(a)條規(guī)定，這包括被告是否有'被指控的那種犯罪'的傾向。
 

　　根據(jù)第103(2)條，對如何確定這種傾向提供了指導。特別是，可以通過舉證證明被告曾被判定犯有與其受審罪行相同的 "描述 "或 "類別 "的罪行來實現(xiàn)。這兩個詞在第103（4）條中有進一步的定義。如果起訴書的措辭相同，那么罪行的描述就相同。此外，根據(jù)第103(4)(b)條，國務大臣的命令可以裁定某些罪行屬于同一類別。根據(jù)第103(5)條，這種命令所規(guī)定的任何類別必須由 "同一類型 "的罪行組成。遺憾的是，2003年《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定義 "同一類別 "或 "同一類型 "的含義。這是立法的一個挫折，因為它給了國務卿太多的自由裁量權來選擇什么應該構成與在刑事審判中引入不良品行證據(jù)有關的相同描述或類別的罪行。顯然，不良品行證據(jù)有可能不公正地損害被告的審判。因此，2003年《刑事訴訟法》建立了保障措施，以防止出現(xiàn)這種偏見的可能性。
 

　　排除不良品行證據(jù)

　　第101(3)條明確規(guī)定，如果采納不良品行證據(jù)會 "對訴訟程序的公正性產生不利影響，以至于法庭不應采納"，則仍可根據(jù)辯護方的申請排除該證據(jù)。特別是，根據(jù)第101(4)條，法院必須考慮到政府試圖援引的不當行為的年齡，以決定是否允許它是不公正的。被定罪的時間越長，就越不可能被接受。指定的類別并不具有排他性，如果有足夠的證明力，被告以前的定罪證據(jù)仍然可以被接受，即使是在這些類別之外。
 

　　新規(guī)則的影響

　　鑒于司法解釋的范圍很廣，很難總結這些條款的影響，特別是當它們還沒有經(jīng)過法庭上的火焰和硫磺的洗禮。立法的主旨似乎是，以前的定罪一般會更容易被引用來確定有罪，而不是破壞信用，在 "類似事實 "原則下所要求的很高的證明價值被稍稍降低。當被告被指控犯有同一類型的罪行時，屬于指定類別的定罪將更容易被接受，而被告將有責任說服法院不應援引這些定罪。在實踐中，這些變化意味著什么，也許最好的辦法是在以前判決的案件中看到。判定羅伊-懷特綁架、性攻擊和謀殺8歲的薩拉-佩恩的陪審團對他之前綁架和攻擊9歲兒童的定罪一無所知。如果現(xiàn)在再發(fā)生這樣的案件，很可能會披露之前的罪行。
 

　　結論說明

　　2003年《刑事司法法》對與被告和非被告證人的不良品行證據(jù)的可接受性有關的法律進行了重要修改。然而，新的規(guī)則并沒有落實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所有建議，結果是政府在通過2003年《刑事司法法》時提出的公平原則可能無法在新的法律框架內實現(xiàn)。法律改革進程提供了一個機會，法律本應得到澄清和簡化。新法律沒有實現(xiàn)這兩個目標。  深圳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