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者對刑法領域進行了大量研究，特別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該領域的法律提出了許多批評。女權主義者在刑法領域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婦女的經歷上。它以男性對婦女的 "身體、性和心理暴力 "為中心，并經常關注強奸問題。然而，除了考慮對婦女具有重要意義和關注的問題外，女權主義理論還延伸到對刑法所依據的一般概念和原則的批判性分析，即犯罪意圖學說。許多女權主義者批評了司法公正的概念。自由主義的正義理想表明，對不同階層的人適用不同的規則是不公平的。多爾蒂指出，"法律堅持對同類案件一視同仁，這就造成了男人/女人之間的某些重要差異不是真正的差異的假象：法律因此強化了不合理的待遇差異"。對男性和女性適用相同規則的原則被視為一個平等和公正的問題。女權主義批評者的問題是，這種平衡并沒有導致公平。女權主義者認為，通過不加批判地嚴格適用，形式上的平等強化了實質上的不公平，而這種不公平已經存在于刑法中，并嵌入到法律概念中。在現實中，女性的選擇與男性的選擇之間的差異使得法律原則的運作完全不公平。他們通過強奸的例子說明了這一點。

　　女權主義者認為，事實證明，刑法在適用與暴力有關的平等方面是不夠的，無論是在家庭內部還是外部。她們的批評源于法律中對暴力的私人和公共區分，正如Barnett所強調的，自由主義對暴力的處理方式傳統上被視為家庭、私人家庭事務，"不屬于法律的范疇"；Wacks在其《法律哲學簡論》（2006年）中說明，"家庭暴力犯罪通常發生在家庭中，法律往往不愿意介入"，因此聲稱，暴力男性的妻子和伴侶很少受到刑法的保護。
 

　　女權主義者對刑法的主要批評在于，對男性暴力實施者的低水平起訴和對作為受害者的婦女的待遇之間存在差異。福賽特協會委員會的結論是，即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準備采取行動并配合起訴，受害者后來也往往拒絕提供針對暴力伙伴的證據。巴尼特評論說："進行刑事訴訟是無效的，因為大多數家庭暴力案件的被告都被判處非監禁刑罰或很短的刑期，只是作為一種報復形式返回并施加更多暴力。很明顯，婦女沒有得到足夠的保護，不受暴力伙伴的傷害，而且常常因為害怕犯罪者的報復而拒絕進行任何形式的法律訴訟。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對刑法的主要批評是與強奸和家庭暴力有關的批評，這兩個領域的法律往往被認為是相互關聯的。Celia Wells在她的文章《女權主義思想對刑法的影響》中評論說，"當前關注的一個小插曲表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與家庭暴力和強奸有關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內政部已經成立了一個關于家庭暴力的部長級小組。哈麗雅特-哈曼強調了政府對有效解決強奸罪的重視。盡管如此，許多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認為，在法律上所做的修改還不夠深入，并認為這些修改在保護和對待女性受害者方面還不夠充分。
 

　　女權主義者對強奸的看法

　　關于強奸的法律是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們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許多女權主義者認為，在刑法的這一領域，性別偏見既公開又隱蔽。女權主義者提出的許多批評集中在證明強奸的非同意因素、盤問、強奸神話、在法庭上使用性史證據和DPP訴Morgan的裁決等方面的困難。
 

　　在女權主義關于強奸的討論中，出現的最有影響力和最激進的觀點之一是，性和強奸的相似性多于不同。MacKinnon評論說，"強奸和性交之間的界限通常以婦女的某種程度的意志為中心......"。
 

　　Sara Hinchliffe也證實了強奸和性是相似的這一激進論點；在她發表在《獨立報》上的文章中，她評論說，"這種觀念在女權主義者中越來越流行，也似乎越來越受到官方政治和法律界的青睞"。這一理論將意味著法律對強奸和性的區分是有問題的，因為它 "表明可以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從而在施暴者和'正常'男人之間做出區分"。這一理論認為，強奸和性行為只有通過婦女的意愿才有區別，這對許多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來說是一個有爭議的理論，因為它只關注婦女的同意，并暗示這是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它進一步暗示，也許婦女只是 "屈服于 "性交，而不是真正想要性交，這是社會中男性統治的結果。這一理論受到了批評，因為它表明男女之間的大部分性交都是脅迫性的，因此是強奸，并且忽略了異性戀婦女可能會享受同意的異性性交。
 

　　女權主義者，如Sue Lees教授，認為 "法律應該促進'交流性'的性行為--而且應該懲罰不交流的性行為"。她認為，"將強奸稱為暴力，未能解決某些男性性行為的脅迫性"（1997:96）。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聲稱，關于女性性行為和女性氣質規范的文化偏見扭曲了強奸起訴的意義。正如Ellis在1948年描述的那樣，"男人和女人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享受性；而男人'喜歡支配'，女人'喜歡粗暴、暴力和痛苦'"（2005：19）。盡管Berrington和Jones評論說，主張這種概念的女權主義者將暴力文化延續為 "正常"，這導致了性侵犯概念的正常化"（2002:311）。很明顯，在我們的父權社會中，男性在性交過程中的 "粗暴 "往往被認為是 "正常 "的，因此稱強奸為暴力并不有助于區分強奸和性交行為。這種對男性和女性性行為的定型觀念也延伸到了婦女身上。
 

　　Sue Lees評論說，大量報道的強奸受害者的經歷是，受審的是她們，而不是被告。正如她所說，"在法庭上提供證據的婦女將這個過程描述為'與強奸本身一樣痛苦'（2002:ix）。就像男人的性行為被定型一樣，女人的性行為也是如此。在歷史上，在強奸案的審判中，辯護律師會詢問據稱受害人的性史，并將其作為證據；審判將成為一個婦女的可信度問題，而不是被告的罪行。這是一個被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們嚴厲批評的問題。
 

　　同意

　　1956年《性犯罪法》最初定義的強奸行為是 "與婦女發生非法性關系"。1976年對該法案的修訂是對這一定義的延伸，增加了 "未經她同意 "這一術語，然而 "1976年的法案沒有試圖說明'未經她同意'這一短語的含義"。然而，在關于強奸法的女權主義批評文章中，核心問題是與犯罪意圖有關的同意問題。強奸的法律定義指出，該行為必須涉及一方不同意的性交。
 

　　同意是一個關于受害者在行為發生時的心理狀態的問題。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經常認為，同意和服從之間存在實質性的區別，例如，如果一名婦女擔心她可能會失去工作，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在R.訴Olugboja案（1982年）中，法院強化了這一點，在該案中，兩名婦女被恐嚇屈服，法院裁定，同意不是強奸的辯護理由。這是對法律的澄清，實際上意味著在威脅脅迫下的實際同意不是辯護理由，屈服并不意味著同意，而且檢方不必證明受害者進行了身體抵抗。這一決定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同意是否是一個應該由陪審團逐案決定的問題，或者法律是否應該澄清同意自動存在或不存在的情況，也許應該創建一個法定的同意定義，這些想法是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們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爭取的。
 

　　在本案中，被告是否相信該婦女同意的問題是一個明顯的問題，不需要陪審團考慮太多，但最近的法律卻有很多問題。

　　正如Baird所說，在大多數強奸案中使用的一般辯護思路是，受害者同意性交，或者被告認為受害者同意性交。因此，同意問題是許多強奸案辯護理由的基礎。因此，顯然需要對這一概念進行澄清，以確保男女雙方都完全清楚什么是同意，什么不是。在對性犯罪進行審查之后，白皮書有一整章專門對同意進行澄清，其中對 "同意 "和 "性 "進行了定義，并對同意進行了證據和結論性的推定。
 

　　Westmarland聲稱，與同意有關的問題的根源在于將證明沒有同意的責任放在檢方身上，而不是要求被告證明他們采取了必要的步驟來確定同意。她評論說，這是一個獨特的概念，只適用于強奸，她舉了一些例子，如盜竊和襲擊，并評論說，在這些案件中，人們不必證明沒有同意，這是許多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如Jennifer Temkin近年來一直特別強調的問題。
 

　　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強調的另一個同意問題是，由于強奸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犯罪，因此很難證明同意，因為這只是受害者對被告的說法，反之亦然，因此很難證實任何一方的陳述。
 

　　1976年，根據《1976年性犯罪修正法案》，與強奸有關的同意問題首次在法規中得到確立，盡管其在普通法中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845年。Camplin的權威規定，雖然沒有使用武力，但很明顯，性交行為是違背受害者的意愿的，她不可能同意性交。
 

　　在有關強奸的法律中，似乎明顯缺乏對同意的定義，而同意是犯罪的一個關鍵因素，這反過來又使其難以被定罪，并受到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的批評。
 

　　同意。婚內強奸

　　1956年《性犯罪法》規定，強奸是 "非法 "的性交。在法律的眼中，非法的意思是指婚外情。關于婚內強奸和同意的關鍵案件是R訴R案。在R訴R案中，丈夫聲稱他沒有強奸妻子的罪行，盡管她不同意性交，但根據1976年《性犯罪法》修正案的工作定義，該行為本身并不違法。在R訴R案判決之前，丈夫不能被判定為強奸妻子，因為按照1736年馬修-黑爾爵士的說法，他有婚姻豁免權。在R.訴R案和從強奸定義中刪除 "非法 "一詞之后，丈夫顯然可以因強奸妻子而被起訴，然而該案是在1992年審理的，它經常成為女權主義法律理論家批評的對象，她們質疑為什么在很少有人能看到支持這一條款的理由時，仍然使用這種對強奸指控的豁免。
 

　　Westmarland評論說，在普通法和法規中，婚內強奸成為非法行為；這是100多年來女權主義者針對法律的性別偏見開展運動的結果，當時，根據《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2004:6），1956年《性犯罪法》的犯罪行為定義中刪除了 "非法 "一詞。
 

　　同意。什么情況下會自動被視為不存在

　　正如Jennifer Tempkin所描述的那樣，自Camplin案以來，還有許多其他案件被自動視為不存在同意。簡而言之，她提供了以下被稱為 "類別方法 "的例子；有武力或武力明顯的情況下，受害者睡著了或喝醉了，涉及欺詐，包括受害者丈夫的印象（Temkin, 2000）。Olugboja案的裁決指出，同意是一種心理狀態，應由陪審團根據受害人在被指控的強奸行為發生時的心理狀態，自行決定是否存在同意。Westmarland評論說，這項裁決似乎推翻了使用 "類別方法 "制定的法律標準（2004:8）。然而，Temkin指出，"Olugboja的方法并不明確"，她將這種情況描述為 "具有'三重不確定性'。第一個不確定因素是由于沒有關于同意的法定定義。其次，Olugboja案的裁決將有關同意的案件個別化，從而遠離了非同意的法律標準的想法"。最后，她評論說，"對于Olugboja是否取代了以前的普通法類別方法，存在不確定性"（2004：9）。很明顯，《2003年法案》試圖通過定義同意，以及回到類別方法并將其列在罪行的第75（2）條中，來解決有關同意的不確定性。
 

　　然而，2003年的法案對推定沒有同意的六個類別進行了區分。除非有足夠的相反證據，引起被告合理地相信受害者同意的問題，以及兩類推定不存在同意的情況。這意味著同意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仍然依賴于被告的精神狀態，即使是在受害者睡著了、遭受被告的暴力或被非法拘留的情況下，盡管在這些情況下的舉證責任是相反的，被告需要證明他采取了哪些步驟來確定同意。關于R v Dougal一案，Jennifer Temkin說："根據普通法，婦女在因酒精而喪失能力時，不被認為有能力同意性行為。她還表示，根據《2003年性犯罪法》，婦女只有在有自由和能力的情況下才能同意性行為。然而，在酒精影響下與通常不會發生性關系的人發生性關系仍被認為是自愿的。
 

　　Hinchliffe在她發表在《獨立報》上的題為 "強奸和懷疑的陰影 "的文章中評論說，"正在進行的內政部審查可能產生的改革類型的一個例子是，摩根原則--以 "誠實但錯誤 "地相信同意作為對強奸的辯護--應該取消"（《獨立報》：2000）。Hinchliffe指出，"女權主義者和批判性律師認為，摩根原則使男性在被指控犯有強奸罪時很容易被宣告無罪"。根據1976年DPP訴Morgan案，如果一名男子實施了強奸行為，但他真誠地相信該婦女是同意的，無論這種信念多么不合理，他都不能被判定為強奸罪，因為他缺乏犯罪意圖（Barnett，1998年）。正如Hinchliffe所評論的那樣，"根據一位批評家的說法，'男人只需說'我以為她愿意'，法律就會寬大處理"（Hinchliffe，2000）。Temkin指出，許多女權主義者將此稱為 "錯誤信念 "條款，并非正式地稱為 "強奸犯憲章"。

　　Sheila Duncan評論說，對許多人來說，摩根原則賦予了男性高于女性的特權。"有人表示擔心，摩根的犯罪意圖要求無視了婦女的思想情況。即使陪審團認為婦女沒有同意性行為，如果它也認為男子沒有強奸她的意圖，它必須宣布他無罪"（1996:183）。Westmarland強調，"女權活動家團體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改革'錯誤信念'原則，而不是基于誠實的信念，他們建議該原則應基于某種合理性測試，或者錯誤信念條款本身應被完全廢除"（2004:11）。
 

　　正如Sara Hinchliffe所預測的那樣，在1999年內政部對性犯罪的審查中，有許多關于摩根 "錯誤的真誠信念 "原則的爭論。盡管Westmoreland評論說，當時強奸和性侵犯部分的受訪者無法就建議達成明確的協議，因為三分之一的人認為摩根原則應該改變，所以信念必須是誠實和合理的（內政部，2000：VI）。女權主義活動家團體 "結束強奸運動 "組織了一場給杰克-斯特勞的明信片運動，要求徹底駁回摩根的裁決。Westmarland指出，審查中的辯論并不是是否應該改變摩根本身，而是應該如何改變或取代它。
 

　　由于納入了《2003年性犯罪法》，內政部強奸問題研討會和審查的外部參考小組顯然同意改變摩根原則，強奸的犯罪意圖要素現在已被 "合理 "的信念或 "誠實的錯誤信念 "所取代。頒布該法案的白皮書指出，合理信念將根據客觀第三方的標準和該法案第2條來判斷。很明顯，多年來對強奸的法律定義和由此產生的問題有許多批評意見。在下一章中，我將考慮這些批評如何影響到對2003年《性犯罪法》所確立的強奸的法律定義的修改。  深圳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