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某遠達酒店提交合同有效性（一）關于本案雙方之間借貸行為的事實過程。2016年7月間，某遠達酒店的實際控制人彭某麗因公司經營需要急需資金2500萬元，故向某可商務區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某隱提出了借款要求。李某隱本人因資金周轉問題無法提供該筆款項，但向彭某麗表示其侄女即賈某軍有實力出借款項，彭某麗同意后將蓋有某遠達酒店印章且出借人信息是空白的借款合同交給李某隱。李某隱在拿到合同后找到賈某軍籌款，在經賈某軍同意后李某隱將該借款合同交給賈某軍，由賈某軍作為出借人與某遠達酒店簽訂《借款協議》，約定某遠達酒店向賈某軍借款2500萬元，借款期限為十天。合同簽訂當日，賈某軍即向某遠達酒店指定賬戶匯款2500萬元，某遠達酒店收到賈某軍出借的款項后也未提異議，正常使用。在借款期限屆滿后，某遠達酒店因資金短缺未按合同約定按時還款。在某遠達酒店的請求下，賈某軍為寬限還款日期將《借款協議》的借款期限由十天延長至一年，但一年期滿后賈某軍多次請李某隱與某遠達酒店協商還款事宜，某遠達酒店以各種理由拖延還款，后本案借款合同的經辦人彭某麗因涉嫌重大刑事犯罪被咸寧警方異地羈押，賈某軍隨即起訴至法院要求某遠達酒店償還借款本息。（二）關于本案圍繞雙方之間借貸關系產生的法律問題。1.彭某麗將蓋有某遠達酒店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給案外人委托其代為借款，賈某軍提交的證據足以證實雙方之間存在真實的間借貸法律關系。賈某軍已履行了出借義務，該借貸行為的發生事實并無爭議。賈某軍作為出借人提供了借款協議和支付憑證，而某遠達酒店對其辯稱的理由均未舉證證明，且某遠達酒店收到款項后正常使用，沒有退款或提出任何異議的行為也足以證明雙方借貸法律關系實際存在。某遠達酒店主張本案借款系彭某麗向李某隱所借,但除了彭某麗的單方陳述外某遠達酒店并未提出其他證據予以佐證，故無法證明李某隱為出借人。根據某遠達酒店在二審時提供的會見筆錄中彭某麗的陳述，彭某麗把借款合同交給李某隱時并未要求李某隱在出借人信息一欄簽字，在李某隱表示“沒事，把錢給到位就行了”時仍把出借人信息是空白的借款合同交給了李某隱，并對該筆借款“具體怎么付的、分幾筆、從哪兒來也不清楚”，足以證明彭某麗以默示的形式作出了委托李某隱代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通過李某隱達到了借款的目的。2.本案《借款協議》中出借人簽名及利率“月2.4%”雖系賈某軍事后填寫，但因某遠達酒店對合同內容的概括性授權，二審判決認定本案借款利率為年利率24%并無不當。3.二審程序符合法律規定，且該程序問題不影響本案借款合同的成立。
某遠達酒店申請再審稱，依據《中華人共和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規定申請再審，請求：撤銷深圳人法院作出的（2019）廣終363號事判決及深圳市中級人法院作出的（2018）廣06初104號事判決；駁回賈某軍的全部訴訟請求。事實與理由：
（一）二審法院認定“因某遠達酒店公司上訴自認彭某麗曾將蓋有某遠達酒店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給案外人委托其代為借款”明顯與庭審不符，且該基本事實認定缺乏證據證明。二審法院對這一基本事實的錯誤認定直接導致本案所謂的借款合同認定為合同成立并生效。事實上，盡管賈某軍提出了借款協議證據，但根據其代理人自認，“賈某軍沒有見過彭某麗，借款協議上的賈某軍簽名及利率系事后填寫”。彭某麗不認識賈某軍，沒有與賈某軍談過借款的事，也沒有委托李某隱找賈某軍借款。賈某軍沒有證據證明訟爭借款協議項下某遠達酒店或彭某麗與賈某軍達成借款合意的事實。在此情況下，應認定為合同不成立。
（二）二審法院認定“某遠達酒店將留有空白內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對方，其行為應視為對合同內容的概括性授權，合同相對方在空白處可以填寫相應的內容”，這一基本事實的認定缺乏證據證明，且明顯與事實不符。首先，二審庭審中賈某軍的代理人自認“賈某軍沒有見過彭某麗，合同是交給李某隱的，合同中的出借人、利率欄均是空白的”。某遠達酒店的代理人彭某麗并不認識賈某軍，彭某麗將該份協議交給李某隱，并非交給所謂的“合同相對方”賈某軍。其次，彭某麗將協議交給李某隱時，并未委托其借款，沒有作出授權的行為或意思表示。彭某麗找李某隱借款，不僅因為其熟悉李某隱，知其有實力出借該筆款項，而且因為雙方有諸多交易往來，借款后可以抵銷其債務。賈某軍不認識彭某麗，在不具備信任基礎及資金實力的前提下，不可能將該筆巨款出借給彭某麗。
（三）兩級法院認定借款協議時間從2015年7月16日起至2016年7月16日止一年期間，沒有合理證據證明。首先，賈某軍立案時提交的借款協議載明的借款時間為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26日，這與可能借款的資金用途“過橋”是一致的，因為資金過橋后，銀行的貸款馬上就放款了；其次，某遠達酒店如果不是過橋需要資金，在銀行放款后根本不需要再借資金，因為借出的資金某遠達酒店自己沒有，而是直接打到了李某隱所控制的公司，這與常理不符；再次，賈某軍的事起訴狀所寫的借款時間是十天，即從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26日，與其起訴時提交的借款協議一致。
（四）賈某軍二審庭審中自認借款協議上的出借人簽名賈某軍、利率2.4%/月系事后添加，且該二項關鍵合同內容并未與某遠達酒店達成合意。某遠達酒店及其代理人彭某麗并不認識所謂的出借人賈某軍，更未找其借款，該份借款協議系偽造。
（五）一審時，因本案所謂的借款經辦人彭某麗因涉嫌其他犯罪而被異地關押，一些事實只有在同他核實后才能明了。因此本案在一審時，在無法見到彭某麗的情況下，無法核實清楚。本案二審時，某遠達酒店在同彭某麗核實后，得知借款協議系偽造，某遠達酒店請求賈某軍出庭接受質詢、申請法院調取證據、申請對本案關鍵證據進行鑒定，二審法院未依法進行，屬嚴重的程序違法。
深圳律師指出作為完全事行為能力人的債務人，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簽字的行為應視為其清楚、理解合同內容，同時也表明其放棄核實債權人的身份信息，并愿意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主觀上具有與不特定的債權人成立借款關系的意思表示，該行為應視為對合同內容的概括性授權。空白借款合同的相關內容被明確后，對該債務人理應具有約束力。
本院經審查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某遠達酒店與賈某軍之間是否存在間借貸法律關系。
彭某麗系某遠達酒店的前股東，且系某遠達酒店法定代表人李牧遠的父親，涉案《借款協議》系彭某麗代表某遠達酒店簽訂，某遠達酒店對此沒有異議。從某遠達酒店二審期間提交的彭某麗的詢問筆錄來看，彭某麗對借款2500萬元的事實并未否認，只是稱其不認識賈某軍，其是向李某隱借款，并將簽章后的合同交給李某隱，交給李某隱時，《借款協議》上的出借人及利率約定均是空白的。關于為什么合同上沒寫借款人，彭某麗回答“李某隱稱：沒事，把錢給到位就行了”。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彭某麗作為完全事行為能力人，其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簽字的行為應視為其清楚、理解合同內容，同時也表明其放棄核實債權人的身份信息，并愿意承擔由此帶來的法律后果，主觀上具有與不特定的債權人成立借款關系的意思表示，空白借款合同的相關內容被明確后，對某遠達酒店理應具有約束力。二審認定彭某麗曾將蓋有某遠達酒店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給案外人委托其代為借款，某遠達酒店將留有空白內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對方，其行為應視為對合同內容的概括性授權并無不當。本案針對同一借款事實雖存在兩份《借款協議》，但無論借款期限的約定為“十天”亦或是“一年”，在賈某軍已經履行出借2500萬元合同義務的情況下，均不影響《借款協議》的效力。如前所述，在彭某麗將出借人及利率約定均為空白的《借款協議》交給李某隱后，《借款協議》上出借人賈某軍的簽名、利率“月3.4%”雖系事后添加，亦不影響雙方之間《借款協議》的真實性。二審認定某遠達酒店與賈某軍之間存在間借貸法律關系并無不當。
綜上，某遠達酒店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共和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規定的情形。依照《中華人共和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共和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裁定如下：駁回湖北襄陽某遠達酒店有限公司的再審申請。
本案一、二審期間賈某軍均委托了訴訟代理人代為參加訴訟，某遠達酒店二審期間的訴訟代理人已經前往看守所對彭某麗進行了詢問，而賈某軍亦認可《借款協議》上賈某軍的簽名及利率“月2.4%”系事后添加，故二審法院對某遠達酒店申請賈某軍出庭接受質詢、申請法院對彭某麗進行詢問、申請對《借款協議》中賈某軍簽名及其手印、“月2.4％”的形成時間進行鑒定未予準許并無不當。 深圳律師事務所